近期，關於地產經濟下行會帶來何種影響的思考，引發了市場對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相似的經歷的學習與思考。而從制造業方面來看，我國制造業正值產業升級的關鍵節點。一方面，人口紅利逐漸減少，相關制造業轉移趨勢愈加明顯；另一方面，高技術產業面臨外資流入放緩、先進技術引入難度增大等問題。
日本制造業企業在快速發展的幾十年經歷了出口、出海擴張，特別是，在1990年代地產泡沫破裂之後以出海爲战略帶動了企業“第二成長曲线”。日本通過主導產業的投資和技術引進倍增，鼓勵並購實現國內企業的迅速壯大，有效促進了日本產業的轉型升級。雖然自上世紀90年代後，日本經濟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但日本制造業並沒有“失去三十年”，這一經驗值得我們反思與借鑑。
產業升級之鑑：日本制造業並未“失去三十年”？
二战後日本國內的工業基礎遭到了嚴重破壞，受益於美蘇冷战紅利，战後日本开始從國外、特別是美國引進大量基礎技術發展產業和經濟。由於日本战後能源產業特別是煤炭產業十分落後，煤炭供應不足導致其它產業發展嚴重受阻。對此，日本重點扶持煤炭業發展，集中一切資金和原料進行煤炭生產，將一切經濟政策也轉向增產煤炭，帶動了日本整個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煤炭生產增長後，鋼鐵業由於能源供應加強得以發展，鋼鐵業的振興也帶動了煤炭業的再生產、電力設備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這些產業成爲當時日本的支柱性產業。
整體來看，在1973年前的高速發展期，日本制造業產業結構中低技術制造業生產總值比重不斷提高。截至1973年，日本國內能源制造業生產總值佔制造業總產值的比重達10.78%，初級金屬制造業生產總值佔制造業總產值比重則達到了13.87%，整個低技術制造業的生產總值佔比接近70%。
日本制造業中低技術產業生產總值結構變動（1973-1991）
來源：蘇宏偉《日本制造業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研究》，中泰證券研究所
1974-1985年，日本進入低速穩定的發展時期。這一階段，日本所面臨的國內和國際經濟環境出現了較大變化：一方面，兩次石油危機使嚴重依賴能源的日本經濟，尤其是高耗能的低技術制造業受到嚴重衝擊，日本制造業產業結構產值比重开始步入調整期；另一方面，由於日本战後秉持“貿易立國”的經濟發展战略，在出口優勢產業迅速發展的同時，也讓日本貿易順差不斷擴大，與歐美國家的貿易摩擦逐漸加劇，隨着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及廣場協議籤訂，日元出現跨越式升值，出口型經濟發展模式受到重創，產業結構調整壓力日益增大。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於1971年發布《70年代產業結構設想》，提出調整產業結構，縮減大量消耗能源、高污染、高公害的資本密集度高的重化工業和衰退產業，同時培養新興產業，產業結構向消耗能源少、附加產值高的知識技術密集型的加工工業轉換，電子計算機、集成電路等高精度組裝加工產業成爲重點扶持對象。1976-1991年間，日本中高技術制造業產值比重年均以1%-3%的不同幅度提高，到1991年，日本中高技術制造業產值比重爲49.41%，相比1973年提高了19.27個百分點。
日本制造業中高技術產業生產總值結構變動（1973-1991）
來源：蘇宏偉《日本制造業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研究》，中泰證券研究所
1985年《廣場協議》籤訂後，美元的快速貶值又令美國通脹形勢惡化。1987年盧浮宮會議上，爲控制美元匯率的再度上升，並出於對提振日本經濟的考慮，日本將公定利息率降到2.5%的战後最低水平，從此大量資金瘋狂湧入股市、樓市，形成了巨大的經濟泡沫。爲了扭轉局面，1989年日本开始收緊銀根，主動戳破泡沫，日本房價、股價暴跌，企業大規模破產，失業率攀升，日本一腳踩進了長達30年的通縮旋渦，GDP常年錄得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失去的三十年”由此而來。
日本90年代經濟泡沫破裂後經濟增長陷入停滯，通脹長期保持低位
日本制造業同樣受到了巨大衝擊。在經濟泡沫破裂前，日本制造業出口規模總體與美國、德國相差較小，日本國內制造業增加值也與美國相當。自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後，日本制造業競爭優勢滑坡，制造業出口及制造業增加值與美國差距逐漸拉大，同樣陷入了低增長的三十年：1990年日本制造業出口額與美國相差153.40億美元，2022年這一差距已達到4315.01億美元；1997年日本國內制造業增加值與美國相差3308.8億美元，2021年這一差距已擴大至14720.4億美元。
90年代後日本制造業出口與中美德差距拉大（百萬美元）
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90年代後日本制造業增加值與中美差距逐漸拉大（百萬美元）
從總量的角度看，日本制造業似乎也如日本經濟一樣“失去了三十年”，但從制造業的結構來看，日本在這期間實際上實現了制造業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與高級化。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後，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由此引發了有關制造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如何看待制造業在日本經濟中地位的討論。
90年代初，日本提出了“技術立國”的方針，向“創造性知識密集型”產業發展。1997年5月，日本政府在《實現經濟結構變革及創造的行動計劃》中確立了十五個新興成長性產業，包括醫療福利、文化生活、信息通信、新制造技術、流通領域、環境、新能源及節省能源等，十五個產業中除新制造技術外，其它產業都呈現出較強的信息化、服務化的特徵。此後，日本高技術制造業蓬勃發展，低技術制造業產值佔比從1992年的50.81%下降到2012年的35.14%，降幅達15.67個百分點，與之相對應的是高技術產業增加值佔比提升至2012年的64.86%，成功實現了制造業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與高級化。
日本制造業中低技術產業生產總值結構變動（1992-2012）
來源：蘇宏偉《日本制造業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研究》，中泰證券研究所
日本制造業中高技術產業生產總值結構變動（1992-2012）
來源：蘇宏偉《日本制造業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研究》，中泰證券研究所
日本制造業出海啓示：邁向高端制造的“第二成長曲线”
人們經常將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歸因於日本主動刺破經濟泡沫導致了日本資產負債表的衰退，但實際上，日本刺破經濟泡沫本質上是在“棄資產保產業”。我們在討論“失去的三十年”時，主要討論的是經濟的實際增長率，但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經決定了日本GDP快速增長的根基已動，這是因爲日本在90年代初已經將國內的資源、人口和市場等發揮到了極限，經濟和產業發展必須要做出調整和轉型。
日本作爲國土面積只佔世界陸地總面積0.2%的島國，自然資源的儲量雖然種類多，但某些資源的存量十分有限，以能源獲取爲例，日本大部分能源供給需要依賴進口。同時，日本1994年65歲以上人口佔比已超過14%，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同時日本大學生人數在18歲人群中的比率從1960年的10.3%上升到2009年的56.2%，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开始，日本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致使日本受到勞動力資源約束的限制。此外，日本在上世紀經濟高速發展時期，能源的大幅消耗造成嚴重的環境惡化，60年代日本的“鋼鐵之都”八幡市日粉塵降落量高達27噸，“哮喘病”等許多嚴重的環境問題相繼出現，也令日本开始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
1990-2009年日本能源自給率推移
日本自1994年已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
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雖然日本通過收緊銀根刺破了虛高的資產泡沫，但由於日本是主動刺破的虛高的泡沫，國際投資者依然對日本保持信心，在此期間日本也積極推行日元國際化，這也讓日元在國內經濟泡沫破裂後沒有大幅貶值。1996年11月开始，日本啓動了被國際社會概稱爲“日本版大爆炸式”的金融體制改革，在金融機構市場准入、金融產品及其價格方面的原有管制均實現全面放松，此後日本爲刺激經濟而打出的一整套貨幣寬松組合拳，最大限度拉低了企業融資和家庭貸款成本，借助日元升值與貨幣寬松之力，無論政府、企業、家庭還是個人，紛紛大規模“出海”投資，對衝國內資產縮水風險。
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後並沒有出現大幅度貶值
來源：Wind，MBA智庫，環球網，不同財經，網易，中泰證券研究所
上世紀90年代後日本OFDI存量佔GDP比重快速提升
面對國內日益增長的制造業工人工資以及海外低成本的競爭環境，日本制造企業加速將低附加值制造業生產移師海外，以低價返銷日本或直接向第三國出口，成爲日本經濟抵御衰退的有效途徑。在企業出海布局的過程中，日本奉行“將核心技術留在國內”的全球化策略，將非核心技術研發移至海外，國內則加大核心技術的研發，保持本國的技術優勢。數據顯示，日本海外子公司研發費用佔國內研發費用的比例在發達國家中始終處於下遊水平。2007-2008年間，大多數OECD國家海外子公司的研發支出佔國內研發支出比重超過1/5，在某些較小的开放性經濟體，如以色列和愛爾蘭，則分別高達61.8%和72.4%，而日本則以不足5%的比例位列OECD成員國最後一位。這不僅使日本擺脫了資源短缺的約束，將其與歐美國家的貿易摩擦向外國轉移，還促進了本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保持了日本制造業對其他國家的競爭優勢。
OECD成員國海外子公司的商業研發支出佔國內研發支出比重（%）
來源：李迎旭《日本對亞洲產業轉移問題研究》，根據OECD AFA數據庫數據繪制，其中前五國爲2007年數據，芬蘭爲2006年數據，其余爲2008年數據，中泰證券研究所
亞洲也成爲了日本企業出海布局的重要基地之一。據日本財務省統計，日本在1991年後對亞洲的制造業投資超過了對非制造業的投資，並一直維持這個趨勢至2010年。尤其是自80年代後中國進入了开放式、全面性的新工業化時期，積極實施引進外資的政策，日本對華投資开始穩步增長，逐步將中國勞動力優勢、原材料優勢和日本產品的品牌優勢整合到一起，利用中國化的日本品牌擠壓中國產品，搶佔在中國的市場份額。
日本新建海外分支機構數量及分布（單位：個，%）
來源：日本產業經濟省《第36次海外業務活動調查報告》，中泰證券研究所
而東道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也促進了當地產業結構的變遷和升級，工業化進程加速演進。例如在90年代前期，日本企業對中國投資主要還集中在紡織、食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上，90年代後期亦开始向機械、電子、運輸設備等資本技術密集型制造業轉變，對我國制造業發展起到了明顯的促進作用，我國也成功實現了從傳統工業國向現代工業國的轉變。同時，日本標准化技術的輸出結合東道國的資源優勢，使得日本產品在獲取低廉成本優勢的同時保持了一定的技術優勢，使日本在東道國的生產得以持續穩定地進行，日本出海制造企業因此也獲取了海外生產的巨大利益。
產業轉移路徑：我國制造業的“破局”面臨哪些困境？
十二屆三中全會後，我國採取了優先發展加工制造業的战略措施，主要以“三來一補”和“兩頭在外”的方式爲參與國際貿易，充分發揮了我國低成本初級要素的優勢，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制造業的對外貿易發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葉，美日歐及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及地區將其低技術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中國一躍成爲“世界工廠”，並帶來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
但近年來，中國產業低端鏈條开始向成本更低的東南亞等地區轉移。一方面，中國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制造業勞動力成本有所提高。改革开放以來，中國經濟的主要競爭優勢是人口紅利帶來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建國後的三波嬰兒潮爲新世紀中國黃金發展十年提供了豐厚的勞動力基礎。並且在我國城市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成爲制造業尤其是低技術制造業的優質勞動力。
我國外出農民工佔全國流動人口比重一度超過70%
隨着我國生育率的下降，以及城市化進程的放緩，勞動力比較優勢有所減弱，過去制造業的勞動主力軍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已經達到42.3歲。而作爲“黃金發展十年”制造業工人的後代，其子女無論是成長環境還是受教育程度都比其父母好，且具有較強的自我意識，在擇業時更加關注工作的性價比，傳統制造業工作時間較長、強度較大，工作與居住環境不佳，能提供的薪水沒有較強的競爭力，長期也缺乏發展的機會，對年輕人的吸引力較低，進一步導致了我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減弱。
中國農民工平均年齡已由2011年的36歲上升至2022年的42.3歲
另一方面，中國越來越重視經濟發展的質量，加大對環境治理的力度，不斷投入資金治理工業污染。自2004年开始，我國逐漸加大對工業污染的治理，2013年工業污染治理的投資額較上一年增長69.78%。環境規制是外商進行投資時的重要考慮因素，東道國的環境規制在短期內會直接影響跨國公司的成本，導致中國對部分外商投資的吸引力有所降低。
2013-2016年中國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顯著提高
此外，中國工業產能相對需求釋放過快也導致對跨國公司的投資吸引力下降。歐美等國用產能利用率或設備利用率作爲產能是否過剩的評價指標時，一般認爲產能利用率的正常值在79%-83%之間，超過90%則認爲有超設備能力發揮現象，若低於79%則說明可能存在產能過剩的現象，數值越小則產能過剩問題越突出。自2013年开始，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持續下行，至2015年第三季度已下行至74%，表明工業行業產能相對於需求釋放過快，外資較難保證有比較高的利潤率，也加速了中國制造業向國外轉移。
2013-2015年中國工業產能過剩問題加深
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在利潤最大化目標驅動下，疊加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人爲”累加的高壁壘加劇了中國本土企業將生產基地不斷向外轉移，很多跨國企業將建廠或擴建的優先權放在了東南亞國家。過去，阻礙東南亞國家承接第五次制造業轉移的重要原因在於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後，但隨着歐美等國家在東南亞國家投資的加碼，以及當地政府投入大量資金不斷完善和升級基礎設施，東南亞國家的基礎營商環境已經大幅改善，對中國低技術制造業形成一定競爭。
近年來東南亞國家營商便利度排名不斷提升
除了利用勞動力優勢承接美日歐及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及地區的低技術型產業轉移外，我國也積極鼓勵利用豐富多樣的中外合資手段發展產業，國內制造業一度掀起一股合資浪潮，巨額的外資流入不僅彌補了我國高技術產業發展的資金缺口，還通過技術效應和人才效應快速推動了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我國積極引進發達國家高技術產業的設備和生產线，通過“引進-吸收-創新”的方式，“以市場換技術”，不斷將成果廣泛地應用到實踐中，完成了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實現了高技術產業從無到有的跨越，珠海炬力、華爲海思、兆易創新等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不斷湧現。據《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鑑》資料顯示，2008-2021年中國高技術產業出口額CAGR約爲7%，遠高於美國、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
1983-2021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穩步增長
2008-2021年中國高技術產業出口額CAGR高於主要發達國家
來源：《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鑑（2008-2021）》，中泰證券研究所
這一階段，中國高技術產業快速發展主要得益於國際關系的相對穩定。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給歐洲經濟社會發展造成沉重打擊後，由2012年敘利亞、利比亞等中北非國家战亂動蕩引起的難民危機更是使歐盟捉襟見肘，在此背景下，歐盟積極調整對華認知與對策，雙邊關系逐漸向正常化發展。同時，這一時期中美關系也保持相對穩定，尤其是在9·11事件後，美國將重心轉移到反恐中，對中國的認知也從“战略競爭者”向“反恐夥伴”轉變。奧巴馬時期美國對華雖然萌生一定的認知威脅，但依然採取了“扶持”兼具“遏制”的政策，總體對華傾向於“合作”。這一期間，中國致力於和平解決中美科技糾紛，將保持中美科技合作成果、持續推動科技合作作爲科技交往的首要任務。受益於歐美對華投資以及先進技術的引進，國內高技術產業不斷升級。
但近年來，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外部環境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過去“引進-吸收-創新”的產業發展模式受到挑战。一方面，隨着美歐等發達國家“去工業化”進程效果逐漸顯現，發達國家逐漸意識到實體產業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性，以美國爲首的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和“制造業回歸”战略，高端制造領域向發達國家回流的“逆轉移”趨勢顯現端倪。另一方面，在發達國家去工業化的過程中，以中國爲代表的新興國家通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大力發展制造業，正在積極同世界高技術產業市場接軌，朝着更加先進的制造模式邁進，發達國家重振制造業，引導高技術產業回流，亦是其鞏固價值鏈高端地位、加強科技創新之舉。
尤其是近年來對華經濟技術和資源的“有限脫鉤論”在美國廣有市場，“小院高牆”式精准對華封鎖政策受到青睞。拜登上台以來正在組建“供應鏈同盟”，試圖在一些關鍵資源和技術上聯合對華脫鉤。同時，美國也沒有放松對中國企業在美投資的限制，而且加大在海外投資上與中國的競爭力度，導致中國利用西方先進技術“外溢效應”發展高端制造產業變得步履維艱。
2000年以來中國外商直接投資中美國投資佔比快速下降
外商在制造業領域的直接投資佔比明顯萎縮
企業出海與國產替代：中國制造企業的“矛”與“盾”
參考日本經驗，當前中國制造業的發展也同樣面臨着日本90年代以來面臨的資源、人口、環境的約束問題，在此背景下，中國制造業企業可以參考日本90年代後企業發展經驗，加大企業海外布局力度。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持續加碼，2021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1788.20億元，較2020年增長16.34%，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到2020年已位居全球第一。
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持續加碼
來源：Wind，《中國出海企業現狀洞察報告（2023）》，中泰證券研究所
在我國政策的指導和鼓勵下，以及海外廣闊的市場空間、廉價勞動力、原材料資源等因素的驅使下，越來越多企業積極“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場。例如我國手機品牌傳音早已布局非洲市場，以國外市場作爲主要目標市場，通過十多年本土化的深入發展，成爲了非洲手機行業銷量的“隱形冠軍”，也成爲國產手機在非洲市場成功的典範。
2016-2022年傳音控股按地區營收分布情況
目前，我國出海企業在北美、西歐、南美區域的布局範圍最廣，但這三個區域的領先優勢十分微弱。從布局趨勢上看，中國企業出海業務正從傳統歐美等成熟地區，逐步擴散到東南亞、中東、非洲等新興區域。一帶一路新興國家有巨大的市場需求，東南亞國家則有相對廉價的勞動力以及日趨便利的營商環境，這有望激活中國出海企業的“第二增長曲线”。
中國企業出海業務正從傳統歐美等地區逐步擴散到東南亞、中東、非洲等新興區域
來源：《中國出海企業現狀洞察報告（2023）》，中泰證券研究所
而對於中國當前面臨的國際環境而言，尤其是與美國的關系與上世紀日本有明顯區別，這也導致中國制造業，尤其是高技術制造業的發展環境與日本有顯著不同。日本在战後受益於美蘇冷战紅利，從國外、特別是從美國引進大量的基礎技術實現了战後產業的重建，並爲此後的產業轉型升級打下了深厚基礎，這一點與中國產業“吸收-消化-創新”的發展模式相似。但作爲美國在東亞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战略前哨，歷屆美國政府都非常重視對日關系，尤其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日關系發展更爲迅速，政治、安全合作有了大幅提升，相互合作成爲美日關系的主流。
隨着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和美國的相對衰落，雖然美日在軍事和安全領域的合作有了長足進展，但雙方的關系也不斷進行調整，並在經貿領域產生了一系列分歧和矛盾。自上世紀60年代起，美國對日貿易开始出現赤字，並且赤字規模不斷擴大，1991年美國對日貿易赤字佔美國對外貿易赤字比例達到53.42%，主要貿易摩擦的領域包括汽車、鋼鐵、電子、半導體技術以及農產品等。
美國對日貿易自上世紀60年代开始出現赤字並不斷走擴
美國對日貿易赤字佔美國對外貿易赤字比例於1991年達53.42%
以美日半導體摩擦爲例，日本於1971年和1978年分別制定《特定電子工業及特定機械工業振興臨時措施法》和《特定機械信息產業振興臨時措施法》，明確規定了具體的政策扶持，對尖端技術的开發提供補貼和資金，對指定的高科技產業實施稅收和金融方面的優惠政策，此後，日本的半導體產業在政府的扶植下發展迅速，其物美價廉的產品特別是存儲器頗受美國消費者青睞，對美國的半導體生產商構成很大威脅。
在美國的施壓下，1986年9月，美日雙方達成了第一個《日美半導體協議》，美國暫時停止對日本公司的傾銷訴訟，日本則同意此後5年內，美國和其他外國公司的半導體產品在日本市場的佔有率由8.5%提高到20%以上，這給日本的半導體行業造成了較大打擊。並且，日本半導體產業的崛起是以主要用於大型計算機的DRAM爲切入口，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個人計算機（PC）逐漸取代大型計算機成爲計算機市場的主導產品，而個人計算機對DRAM的質量和可靠性要求並不高，而日本半導體企業卻仍然執着於高質量、高可靠性，加之日本勞動力成本的提升，致使日本半導體產業喪失了競爭優勢。在此後的很長時間裏，日本也沒有意識到軟件的高附加值以及互聯網的光速普及，最終導致日本半導體行業跌落神壇。
世界前10名半導體廠商變化
來源：《現代日本經濟》，中泰證券研究所
而日本之所以接受美國的《日美半導體協議》，根本原因在於日美同盟始終是日本外交和安全的“基軸”，而本國資源的短缺和以出口導向型爲主的日本經濟也難以擺脫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在軍事上日本更是難以擺脫美國的軍事管制。與日本不同的是，我國並沒有受到桎梏日本發展的各種因素的限制，中美之間在意識形態、軍事實力上，跟當年的日本還是有很大差別的，美國對中國的競爭、打壓，要比當年打壓日本的手段更多、力度更大，這也意味着中國在往全球產業鏈價值高地移動過程中，對於關鍵領域自主可控的需求更高。
同時，出於對中國科技競爭的考量，美國也將對科技領域的突破向中國傳播持更加謹慎的態度。例如去年底以來爆火的OpenAI，目前其API已向161個國家和地區开放，在亞洲範圍內，日本、韓國、緬甸、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等均在开放之列，但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未包含其中。但這同時也意味着，外國企業無法迅速佔領中國相關領域的市場，中國企業擁有更大的自主研發空間和市場开拓空間，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我國科技企業的發展以及國產替代的推進。
投資建議
綜上所述，日本經濟雖然陷入了所謂的“失去的三十年”，但日本制造業卻成功利用對外投資對衝了國內的通縮，通過產業鏈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享受了海外市場的勞動力紅利以及廣闊的市場空間，並通過積極調整國內產業結構實現了制造業的轉型升級，這對當前中國制造企業的發展具有重要借鑑意義。我們認爲，後續中國制造企業的發展，可以關注以下三條主线：
一是關注優勢產業的出海龍頭。近年來，中國優勢產業聚合政策支持、供應鏈優勢、科技創新、服務體系、人才驅動等多方面資源，出海企業海外競爭力不斷增強。在國內經濟增速放緩以及市場逐漸飽和的情況下，海外市場仍處於藍海，行業增速更高，滲透率提升空間更大，並且在技術先發優勢下，出海企業面臨的競爭對手更少。即便在國內經濟持續下行、人民幣匯率貶值等情況下，優勢產業出海企業的海外營收業績仍將相對受益。目前，一些優勢產業的海外滲透率不斷提高，如：中國光伏產品出口在過去三年保持高增長，成爲我國從勞動密集型產品向高技術、高附加值、引領綠色轉型的出口新突破點；新能源車在全球滲透率已達到27%，而全球平均滲透率僅爲15%。
二是關注布局新興市場的出海龍頭。當前，中國企業在生產端所積累的供應鏈管理能力加速了海外市場拓展，品牌力也逐漸成爲企業在海外市場爭相競爭的“殺手鐗“。中國作爲世界工廠積累的標准化制造工藝，量產價低，適合新興國家消費市場。目前，中國企業出海業務正從傳統歐美等成熟地區，逐步擴散到東南亞、中東、非洲等新興區域。一帶一路新興國家有巨大的市場需求，東南亞國家則有相對廉價的勞動力以及日趨便利的營商環境，有望激活中國出海企業的“第二增長曲线”。
三是關注國內產業升級的國產替代細分。過去，我國積極引進發達國家高端制造業的設備和生產线，通過“引進-吸收-創新”的方式，“以市場換技術”，完成了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隨着美國不斷向中國高新技術施壓，這一產業發展模式難以維系，在供應鏈自主安全可控要求下，相關技術領域國產替代刻不容緩。基於倒逼邏輯，受打壓力度更大的半導體等高端制造國產替代進程更值得關注。雖然高新技術領域突破的投入產出周期較長，國產替代邏輯短期難以兌現，但受益於融資支持和估值提升，相關領域仍將有不錯的配置價值。
風險提示：政策推進不及預期；技術進步不及預期；國內經濟下行超預期；研究報告中使用的公开資料可能存在信息滯後或更新不及時的風險等。
注：本文來自中泰證券發布的《日本制造業之鑑：爲什么要重視出海企業？》，報告分析師：徐馳 S0740519080003，張文宇 S0740520120003
標題：日本制造業之鑑：爲什么要重視出海企業？
地址：https://www.wellnewss.com/post/4682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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